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:该把外储请出山

2020-05-22 07:01:12 栏目 : 作用功效 围观 : 评论

每经记者 张寿林 每经编辑 文多

夏花绚烂,2020年全国两会如期召开。在这万众瞩目时刻,《每日经济新闻(博客,微博)》记者(以下简称NBD)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教授。他对当下中国经济运行有着深刻的观察,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。

金李教授简介: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、博导,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,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,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。曾任哈佛商学院金融教授兼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执行理事,现兼任牛津大学商学院金融教授(终身教职正教授兼博导),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。

金李在哈佛商学院、牛津和北大,向MBA、EMBA、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资本市场、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等课程。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投融资、风险创投和私募股权、对冲基金、财富管理、家族企业治理与传承、国内以及跨境并购、资本运作等等。

部分外企确实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客的压力

NBD:近期,美国有官员呼吁在华美企撤离,引发市场对“外企撤离中国”的一丝担忧。接着,美国商务部又出台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新规,流露出与中国高科(600730,股吧)技领域“脱钩”端倪。我们知道,今年两会上你提交了多个提案,其中就涉及“外企撤离”的问题。你认为该如何面对有关“外企撤离”的声音?这些声音是否可能对外企或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?抑或根本不用管这些声音?

金李:其实,这些声音,可以说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挑战,背后有美国政府深远的政治考虑,这在此前就有了征兆。疫情,只是加剧了部分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客对我们的遏制,(其中)包括制造各种舆论挑衅。

我觉得,这些往低了说是不负责任,往高了说是用心险恶。我们需要应对得当,因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。

对美国这一做法,舆论认为这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。因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,就张开双臂欢迎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,至今外企在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史,并且有着非常好的积累。外企对中国国力提升固然有巨大帮助,也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,但同时外企自身也在不断创造利润,并通过各种形式回流到母国,这对他们的母公司、母国经济都有巨大助力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。

而现在,美国有政客要求美企撤离中国,在政治家层面上发出这种噪音。应该说,一些外资企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各种压力,包括来自舆论上的压力,以及受到疫情的影响等等。这对部分外企在心态上造成一定的影响,甚至部分企业会开始考虑,如果情况继续恶化,可能要被迫做出一些很艰难的决定——比如离开中国市场。若最终果真如此,对这些企业来说,固然是巨大损失,其实对中国经济、中国的就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。

从实际来看,首先压力确实是存在的。据我们了解,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。

从中国老百姓(603883,股吧)角度来看,不少人对此感到愤怒:这些外企在中国赚了钱,现在就要跑。甚至有人会说“不要让外企跑了”!

从外企角度来看,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它不想走!它在这好好地赚钱,对自己来说不好吗?有的时候,它面对的是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压力,最终可能被迫无奈做出选择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要想一想,谁是我们的朋友?谁是我们的敌人?要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,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。

真正对中国怀有深刻敌意的是少数的美国政客,而不是这些企业家。企业家到中国来是为了赚钱,他不想离开中国,也是因为留下来继续能赚钱。所以他本不想走。

因此,我对这个事件性质作出的解读,就是外企本不想离开,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它离开。谁真想看到他们离开呢?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少数美国政客。

假如美企要撤离,我们不能情绪化应对

NBD:那如果真有少数外企撤离,该如何理性应对?

金李:首先,如果我们认为“他现在要带着钱跑,不能让他们跑了”,我觉得这是情绪性的反应。不否认这种提法也是出于爱国的想法,但如果带着情绪去看待“外企撤离”问题,很可能就把我们本来的朋友推到了对立面。

我还是想说,企业家本身希望在中国赚钱,他不会自愿撤出,如果最终撤出,这时就碰到问题了:他的店怎么办?存货怎么办?员工怎么办?一些存货打折还能卖掉,但生产设备可能无人接盘,产能就废了,生产线就只能被当作废铜烂铁回收。

如果我们真抱着“设置障碍不让外企跑了”的心态应对,让他走投无路,没有做妥善安排地落荒而逃,从中国的立场来看,这对我们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?

直接的结果是,国内这些产能被损失掉,很多就业被牺牲掉了。外企员工被解雇,伤的是谁?很多是我们的老百姓。

间接的影响,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,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可能受到冲击。这些企业如果因此在中国发生巨大损失,回到国外觉得,中国当时对他们毫不留情,撤出得非常狼狈,以后可能不愿再和中国打交道,比如从中国采购物资等等,可能供应链体系对我们不再继续开放。

更进一步讲,不了解情况的一些国际机构和民众,可能会说,在吸引外企进来时,中国好话说尽,这叫开门迎客;走的时候重重受阻,这叫“关门打狗”。留下了这种印象,我们以后再怎么去开门迎客?形势好转以后,我们和外企说:欢迎你们到中国投资,我们会善待你们。有人可能会说,你看那谁谁谁,他们当时撤离得多么狼狈。

我们讲,信任建立起来不容易,但破坏掉非常容易。一旦破坏,再想建立就更不容易了。

我是从我们国家的利益,从中国民众的理性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,不是最终考虑为了让外企撤离。只是说我们要考虑长期利益,以及怎样尽可能让我们的利益最大化。

因此,我们的应对不能过于情绪化,要想想什么是我们最终想要的,对这些我们去做;什么是特朗普想去做的事情,那我们尽量不去做。

特朗普其实巴不得看到我们对准备撤出的外企赶尽杀绝,把他们收拾得非常凄惨、狼狈。如果真是这样,他便可以给他的民众说了:你看,我提醒你们,不要到中国投资,被我说中了吧!不听我们美国劝,你看,下场多么悲惨!你们其他人谁还愿意步他们的后尘?我想特朗普可能觉得:这太好了!中国民众帮了我一个忙。

但在情绪状态下,我们可能就会认为,谁要是为外企辩护,那就是不爱国嘛。可稍微冷静以后,我们该考虑得更周全、更长远,该考虑怎样才对我们有利。我们如果不妥善处置,就可能把本来对中国心存善意,到中国营商时希望双赢的外企,硬生生推到了特朗普那边去。我们就做成了特朗普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——制造中国的负面形象。因此,事情很多时候不是非黑即白,不应该抱着“来我这的,就是好人;想从我这撤的,就是坏人”的想法,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粗暴的情绪反应。

“把朋友搞得多多的,把敌人搞得少少的”

NBD:假如最终真有外企撤离,理性地看,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吗?

金李:第一,肯定是尽量创造条件,不用撤离最好。

其实,一些外企还是有点忧心忡忡:当前形势下,中国会不会不坚持改革开放了?会不会不坚持深化市场经济了?那我们应该让他们吃一颗定心丸,就是不管全球形势如何变化,不管美国少数政客如何坚持去全球化的逆潮流做法,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深入改革开放,深入市场化。我们拥抱全球化,我们追求用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,绝不动摇。

具体表现在,我们对外商投资领域,尽可能地减少行政干预,比如金融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等等。通过这些具体工作,将外企的顾虑和担忧,尽可能打消。

当然,很难说这都可以通过做工作的方式解决,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或者个别外企,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最终还是要撤。这种情形下,我觉得还是应该抱着“来我们欢迎,走我们欢送”的心态面对,也就是说:我们很遗憾你要离开,但也理解你的难处。不为难你,让你走得心情舒畅,尽可能不狼狈。

毕竟在仓促撤离的过程中,其生产线可能没有合适的下家接盘,已经在国内投入的科技研发、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,也可能因处置不当而大伤元气,甚至灰飞烟灭。

因此,假若他真的要走,这个过程我们(让它)尽可能不对双方造成大的冲击和伤害——这除了指心理层面,更指实体层面。

具体的建议是,比如企业撤离时,需要找合适的接盘企业,将存货、员工以及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,转让给市场化力量民营企业,把资产尽可能盘活。很短时间内,合适的企业不一定找得到,中国官方可否提供一定的协助,比如帮他吆喝几声:嘿,这有一家外企,因为种种原因很遗憾要撤离中国,现在想找下家。他们有好的资产,我们的民企,你们可以来看一看。(这是)政府鼓励民企接盘。

再往下说,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民企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,第一季度,元气大伤的民营企业较多。因此,一些行业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民企接盘。

我们最希望的是,代表市场重要力量的民企出面——因为我们希望中国的形象是坚持市场化、坚持改革、坚持开放,但如果民营企业实在接不了盘,我们很多国企是有这个资源能力的,这时可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……以类似于经济领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,来防止产能被拆散而最终灰飞烟灭。

进一步看,假如外资卖了企业,他可以带着资金撤走,我们也可以和他商量,一个想法是:现在你不能在中国做实体企业,担心特朗普对你不满,但如果你依然看好中国发展,我们允许你做金融投资。比如外企卖给民营企业是3000万元人民币,民营企业说,你换作美元带走,没问题!但换个思路,假如并购后的企业价值1亿元人民币,也可提议将交易额折合为30%的股权,让外资做股权投资人,继续在中国获益,同时继续发挥国外供应链体系价值,帮企业对接产能到国外的消费渠道。如此,大家更是利益共同体。这正是我前面说的,把朋友搞得多多的,把敌人搞得少少的。

最后一点,假如美国政府继续深化脱钩,外资被迫连金融投资也不可以做,那又该怎么办?此时,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,(想)直接从美国市场上抽回,则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挠,可能也会来一个“关门”。而且,我们投在美国市场上的国债,因为是政府的外汇储备,美国阻挠起来可能一点道德上的犹豫都没有……假如真到了刚才说的那一步,我们便可以拿出外汇的一部分成立基金,专门用来整体交换和承接外企在中国几十年积累的产能、营销网络、技术,包括员工体系等等。最终,这依然比较合算。

走到这一步,我们政府也就仁至义尽了:在外企仓促撤离下,我们最后帮了一把,把这些企业买下来。好合好散!将来条件允许,我们依然欢迎他们回来。其他外企看到这,会怎么想?想必会说:中国做得真的太棒了。

图片来源:摄图网

使用外储正当其时:政府下单,外储买单

NBD:说起外汇储备,我国外储处于高水平,受到疫情和全球供应链重整影响,我们部分出口企业及其上游企业订单下降。在国内经济恢复方面,外汇储备能否也发挥应有的作用?

金李:外汇储备是用来干什么的?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。这是我们口袋里储备的钱,若有困难,现在拿出正当其时。

现在受疫情影响,我们经济需要恢复,我们的困难企业、困难家庭需要救助,谁来买单?现在有各种说法,有人说财政赤字采用央行货币增发的方式来完成——现在美国就是这种做法。但大家最大的担心是,一旦赤字货币化,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什么财政纪律了,可以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。短期看,这解决了眼前的财政困难,但长期看,这对我们的货币信用是巨大的伤害。当初国民党在快要失败前,滥发金融券,扰乱金融秩序,那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。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非常谨慎,但又不得不去救助困难的经济。

这个问题从哪破解?我认为其中可以做的一点,就是利用我们的外汇储备。可以测算一下,(然后)拿出一个低比例的部分,来支持出口企业复工复产。

政府可接手出口企业的部分订单,用于公共开支或者国际援助。谁来付钱?对策就是政府下单,外储买单。

既然是应对不时之需,现在不用,留到什么时候用?而且前面也说到,一个担心是,外汇放在美国国债市场,美元通货膨胀很容易击穿它的价值。(毕竟)仅这轮疫情救助,美国预算就增发了2.3万亿美元,主要就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,因为美国政府无力支付。因为它解决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,主要就靠这无限量的量化宽松。

NBD:对于国内经济恢复,请问还有更多建议吗?

金李:国内经济恢复,主要问题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。早期主要是复工复产过程缓慢,现在主要集中在订单不足上。订单,一个来自外需,一个来自内需。国外疫情仍在延续,很多订单被取消,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及其上游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。这一部分,刚才已提到,政府可以依照企业先前的订单产能,给一个补缺,把货物买下来,解决外需订单下降的问题。内需的订单,也出现需求下降,主要是因为部分老百姓生活出现一定困难,特别是低收入人群。正好2020年也是我们赢得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,疫情加重了他们的困难,我们义不容辞地提供救助。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低收入人口的需求恢复了,内需也就逐渐稳住了。内外需求终端一旦稳住,它的上游产业链中的企业也就有了订单,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就激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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